黄兴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学

同治十三年（1874年）10月25日，黄兴在长沙市郊的一个地主家庭诞生，父亲黄筱村是晚清秀才。黄兴幼年时思想受湖南的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的影响很深。光绪十九年（1893年），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黄兴由长沙湘水校经堂新生，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两湖书院在当时是一所比较新式的学堂，课程除经史文学外，还有天文、地理、算学、测量、化学、博物学以及兵操等新学科。黄兴在校期间，“笃志向学，而于地理一科及体操尤为精勤”。他还于“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初步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毕业于武汉两湖书院。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30多人，赴日本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留学。黄兴这位两湖书院的优秀毕业生，成为这批留学生中唯一的湘籍学生。是年五月（1902年6月），黄兴抵东京。黄兴到日本后，很快就被留学生界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所吸引。同年12月，他与杨笃生、樊锥、蔡锷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黄兴为扩大影响，在年底又与蔡锷、张孝准、杨笃生等发起组织“湖南编译社”，大量从事译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黄兴还支持湖北留学生创办了《湖北学生界》，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宣传“排满”的民族主义。他还领导宏文学院的湘籍学生组成“土曜会”，鼓励挺身杀敌，“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

黄兴民主革命思想的产生，与孙中山、宋教仁等人有很大的不同。孙中山是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迪，最终逐渐从改良走上革命道路；宋教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漳江书院进入新式的武昌文普通学堂后，逐渐走向革命道路的。而黄兴走的是一条秀才造反的曲折道路，同很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样，他的思想也经历从改良到革命的过程。黄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名门望族，宗族中世代都有出仕为官者。到了清朝，黄兴的远祖传下遗训：永不出仕清朝。但大多数成员仍是饱学鸿儒。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黄兴早年曾系统地接受过传统儒家教育。到1896年，黄兴在城南书院求学期间更是顺利通过县、府、院试，考中秀才。但黄兴本人对功名并不热心，当时，黄兴去应考秀才前，他的亲友要置酒预贺，黄兴当即表示，读书是要求真学问的，而应试仅仅是因为母命不可违。这一时期的黄兴，虽然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也对科举制度不满，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他喜好军事，课余曾请日本军官讲授军事课程，每天清晨必练习骑马、射击，为日后领导武装起义准备了条件。

投笔从戎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抗议沙皇俄国侵占中国东北，黄兴与同学二百余人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他在拒俄运动中看清了清廷的腐朽与反动，愤慨地指出：“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 同年回国。黄兴回国后，先到上海，与当时《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会晤，并结识了沪、宁等地一些人士。同年11月4日，黄兴以过30岁生日为名，邀陈天华、张继、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人秘密集会，商定创立华兴会，众人公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对外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业务是“兴办矿业”。随后联络会党，仪定于次年秋乘慈禧过70岁生日时在长沙起义。事泄，黄兴逃亡日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黄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大力支持孙筹组革命组织同盟会，成为会中仅次于孙的领袖，随后即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革命分子、组织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在选举总理时，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提议获得一致通过。黄兴还提议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改称《民报》），得到与会者赞同。黄兴被选为庶务（相当于协理），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黄兴在与孙中山共建同盟会上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同盟会是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同盟会的成立，加强了革命力量的团结和统一，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后，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武装起义，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的入会工作，并从中选拔一些坚定分子组成一个严密的团体“丈夫团”，为进行武装斗争准备力量。同年冬，黄兴化名张守正，潜回国内，至广西桂林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军中进行策反，发展官佐多人参加同盟会。因郭人漳犹豫不定，黄兴于次年秋返回日本。即派刘道一、蔡绍南等回国，运动军队、会党，策划起义。临行前，“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指出革命之目的决不是单纯推翻清朝，而是要建立民国，争取民权。这里所说的“国民主义”，即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刘道一抵长沙后，邀集革命同志数十人秘密开会，传达黄兴的意见。会后，刘道一留在长沙掌握全局，蔡绍南等则往萍乡一带联络会党。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者在颁发的檄文中，第一次打出了“中华民国”的旗号。起义虽然失败，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至河内，先后参与或指挥了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都遭失败。

愈挫愈勇

宣统元年（1909年）秋，受孙中山委派，到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广州新军起义。宣统二年（1910年）11月13日，黄兴赴槟榔屿，出席孙中山召开的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广州起义。宣统三年（1911年）1月18日，黄兴返抵香港，主持广州起义筹备工作。商定成立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4月23日，黄兴致绝笔书于孙中山及南洋同志说：“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是日晚，由香港乘轮船潜入广州，设起义指挥部于越华街小东营五号。由于几经周折，起义一再改期，原来的部署被打乱，遂将进攻计划由原定十路改为四路。他自己担任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的指挥工作。4月27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领林觉民、方声洞等敢死队100余人攻打总督衙门，其余三路未见行动。攻入总督衙门后，发现总督张鸣岐已逃跑，遂放火烧了总督衙门。起义军撤出时，遭到巡防营的堵击，许多革命党人牺牲，黄兴右手二指被击断。但他忍住剧痛，用断指的第二节扳枪机继续射击。眼见清军渐渐合围，黄兴遂下令分三路突围，自己带领一路奋勇冲杀，且战且走。在突围中，队伍散乱，只剩下黄兴一人。他改装逃到暗设于广州河南的革命机关女同志徐宗汉处，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广州起义失败。后收殓殉难者，得尸体七十二具，合葬在黄花岗，世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但在全国起了极大的革命激励作用。黄兴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他勇敢无畏，身先士卒，在国内和旅居国外的华侨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养伤，曾一度灰心，想冒险去暗杀李准等清朝官吏，为死难烈士报仇，被谭人凤等人劝阻。7月31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鉴于南方起义一再失败，主张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中部地区发动起义。黄兴支持他们的计划，并设想“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这个预计，为后来革命实践证明基本是正确的。他还应允湖北革命党人的邀请，准备赴武汉主持起义大计，但未及动身，武昌已爆发起义。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黄兴于28日赶到武汉，作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率民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二十余日。黄兴由上海到汉口，湖北军政府在武昌阅马场为黄兴举行隆重的登坛拜将仪式。就任战时总司令，亲赴前线指挥保卫汉阳、反攻汉口的战斗。在阳夏之役中，与清军激战相持一月，备极艰辛，攻绩卓著，为各省独立赢得了宝贵时间。汉阳失陷后，黄兴辞职赴沪，策划北伐，筹组中央临时政府。在武昌起义中黄兴督战武汉，为保卫革命胜利作了重大贡献。

民国初建

宣统三年（1911年）12月1日，黄兴由武昌返抵上海。次日，江浙联军即攻下南京。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暂设南京，公举黄兴为大元帅，负责组织临时政府。因黎元洪反对，于是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代大元帅职权。12月23日，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遂推辞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并向众人解释：“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以为戒。”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黄兴和陈其美等人前往迎接。

民国元年（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重新组阁。南方各省和许多团体纷纷致电袁世凯，要求留任黄兴为陆军总长。但袁世凯不愿放松对军队的控制，命其亲信段祺瑞任此职，另任黄兴为无实权的参谋总长。黄兴辞不就任。袁世凯随后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府留守，办理政府机关的结束事项和接收管理驻南京的军队。6月30日，参加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发表政见，说民国成立已半年，而一切未能就绪，“其原因在于政党未能成立”，强调要贯彻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8月，同盟会等组织改组为国民党，任理事。袁世凯为了麻痹和笼络革命党人，于当月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会谈。黄兴继孙中山之后，于9月11日到北京，袁世凯给予隆重接待。黄兴一时受袁世凯的蒙蔽，对袁深表信任，声称“袁公确是英雄，民国第一流人物”。12月，接受袁世凯委任之川汉铁路督办职务，不久又辞。

1912年8月，他在《铁道杂志序》中写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末由。”主张“先以铁道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兴勃也乎！”由于政局的动荡和变化，黄兴发展实业和教育的主张大都未能实现。这使他对实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曾说：“兴以为吾国人今后当各存责任心，有责任心，则纯以国家为前提，而私见自泯。且所谓责任者，其途甚宽，除政治方面外，尤以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

讨袁失败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黄兴以南方各省内部不统一，军队力薄，对讨袁缺乏信心，主张法律解决。7月，孙中山兴师讨袁，二次革命爆发。14日，黄兴由上海至南京，强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黄兴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讨袁战争开始后，南京方面，由于一部分军队被袁氏用金钱收买，发生内变；作为基本队伍的第八师又因拨出两个团，仅剩2000人左右；其他部队大都未经训练，战斗力薄弱。7月22日，徐州失守。25日，江西湖口被袁军占领，李烈钧败退。上海讨袁军久攻制造局不下。而南京讨袁军的后方湖南军械库又被袁世凯的奸细纵火焚毁，饷械不支，声援断绝。黄兴见大势已去，只得于29日乘日本煤轮离开南京，流亡日本。随后，安徽方面也因内部意见不一，而自行瓦解，柏文蔚出走。福建、湖南、四川又相继宣布取消独立。“二次革命”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黄兴与国民党许多骨干分子再次流亡日本。国内参加讨袁失败的国民党人也陆续来到东京。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宋教仁案发生后，即应兴师讨袁，但党人多不听从他的指挥，坐失良机，致使袁世凯得到了“大借款”，可以从容布置，因此对黄兴颇多责难。对于“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黄兴认为：“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入党时按指印，宣誓服从孙中山的命令。黄兴同孙组党意见不合，拒绝加入。1914年7月抵达美国。秋，黄兴还发起抵制袁世凯向美国政府借款的运动，对于美国政府中止与袁世凯的代表接洽借款条件，产生了一定影响。他还在美国展开筹款工作，在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写道：“关于此间筹款等事，弟能力所及者，当尽力为之，冀为公等之助。华侨筹款已经发起，当嘱其随集随汇。”

中年病逝

1915年，袁世凯称帝，9月底，蔡锷派专人送封密信给黄兴，信中谈及国内形势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秘密出走和在西南发难的计划，征求黄兴的意见。黄兴接信后，立即命儿子黄一欧和秘书石陶钧先后离美回国，参加讨袁护国运动。在黄兴所派的石陶钧、张孝准等协助下，蔡锷从天津经日本、上海、香港秘密到达昆明，组织和领导了云南护国战争。为了扩大讨袁战线，黄兴于云南起义前夕，写信给不甘附逆的社会名流，如张謇、汤寿潜、唐绍仪等，以及可争取的地方将领，如广西的陆荣廷，动员他们反对袁世凯称帝。

1916年1月，黄兴电促柏文蔚等在南洋筹款接济云南护国军；又密令刘揆一、居正等联合北方同志，“图谋直、鲁革命，以响应南方”。护国战争进展顺利，袁军溃不成军，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先后宣布独立。此后，黄兴多方奔走，并不断为此事与孙中山电商。至5月底，日方允借500万日元。袁世凯死后回国。

于1916年7月回到上海，同孙中山恢复了往日的亲密关系。由于长期为革命事业而奔波，积劳成疾，1916年10月10日，黄兴因胃出血入院，10月31日，最终因食道与胃静脉屈张破裂出血（肝门静脉高压所致；根据其死前多次大量吐血以及肝肿大所推测，为肝硬化常见之并发症）在上海去世，时年仅42岁。孙中山亲自主持治丧活动。次年4月15日国葬黄兴于长沙岳麓山云麓峰下小月亮坪。

主要成就

组建会党

组建华兴会

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华兴会是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个地域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推动了内地其他革命团体的建立，为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同盟会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到东京举行建立统一革命团体的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留日学生中其他团体的部分成员和日本人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共计70余人。会上，确定新成立团体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议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黄兴在会上发表演说，慷慨陈述革命大义，并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在东京举行，到会者约百余人。黄兴首先在会上宣读章程草案30条，经大会讨论修改后通过。章程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本部机构遵循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在选举总理时，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

领导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黄兴赴越南河内，与孙中山商议策划两广起义。黄兴冒险去钦州，策动郭人漳起义。起义军作战失利，退入两广交界的十万大山，黄兴出走越南河内。同年12月2日，黄兴派同盟会员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进攻镇南关。镇南关起义爆发后，黄兴和孙中山从河内前往指挥。起义军跟清军激战几昼夜后，终以弹药缺乏，援军未到，不能坚守，只得自动放弃，退入越南境内。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3月27日，黄兴率退入十万大山的会党部众和越南华侨等200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发动了著名的钦廉上思起义。转战于钦州、廉州、上思一带40多天，大小数十战，先后击败清军1万余，声威大振。四月初，因势单力孤，弹尽援绝，黄兴等不得不退返越南。适值云南河口起义爆发，孙中山即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河口起义诸军。黄兴不顾鞍马劳顿，迅即前往河口前线督师。到河口后，因起义军内部指挥不灵，调度不动，便决定重回河内，征集旧部组织基本队伍，然后再赴前线。在返回河内途中，被法警截留，遣送出境。河口革命军失去统帅，起义又归于失败。

宣统二年（1910年）1月，黄兴应同盟会南方支部的邀请，赴香港主持策划广州新军起义。2月12日，倪映典等率新军千余人在广州城郊起义。清军出城镇压，倪映典中弹牺牲，起义失败。孙中山、黄兴并不因历次起义失败而灰心，决定“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

宣统三年（1911年）4月23日，黄兴致绝笔书于孙中山及南洋同志说：“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 [24]  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最后失败，但在全国起了极大的革命激励作用。

轶事典故

革命爱情

黄兴一生有过两次婚姻。19岁那年，经父母说合，与廖淡如（1873—1939）结婚。后于辛亥革命前期，与辛亥革命女杰徐宗汉结婚。徐宗汉，本名佩莹，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1907年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1908年，黄兴回广州开展革命活动，亲自领导了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并受伤，在战斗中被流弹打断了两个指头，徐宗汉亲自为他包扎伤口，并为黄兴改装，掩护他到香港治伤。当医生给黄兴动手术时，黄兴身边无一亲人，徐宗汉就假称是黄兴的夫人，在手术证件上签字。黄兴出院后，二人便正式结为夫妇，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涯。

争论国旗

1906年，在讨论中华民国国旗时，孙中山主张青天白日旗。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青天白日旗旗的形式不美，并认为与日本太阳旗相近，有日本并华之嫌。双方争执不下，孙中山坚持己见，黄兴力争不得，甚至大怒，誓言要脱离同盟会籍。章太炎、刘揆一则从中调解，暂时搁置议案。这是辛亥革命以前孙、黄最大的一次分歧。1927年，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蒋中正，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时，依孙中山生前遗愿，把国旗更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黄兴与孙文

孙中山与黄兴为建立中华民国的两位最高元勋，常常以“孙黄”并称。清末的重要革命团体和革命活动，多为两人所谋划组织。1905年，孙中山所建立的兴中会与黄兴所建立的华兴会等团体，在日本东京合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会上，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被推为总理。

1907年，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以潮州起义失败为由，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黄兴推辞。最终光复会退出中国同盟会。1909年秋天，陶成章等起草《孙文罪状》，再次对孙中山发难，要求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极力进行抵制。黄兴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表达了“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的态度。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黄兴素以“成事不必在我”的信念，坚定地拒绝名利的诱惑，其大公无私和忍让顾全的态度，赢得了多数民国元老乃至于后世人的敬重。往后，孙黄在1914年时，针对讨袁的方式时再次有分歧，孙中山认为应该武装反抗，而黄兴认为应该寻求司法，走和平路线。孙中山把这次失败原因归结于党员不听话，特别是黄兴不听话，要另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以服从他为第一要旨。最后黄兴并未加入孙中山当年7月所成立的中华革命党，而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在旧金山时他接到一些拥护者的来信，希望他另行组党。黄兴回曰：“领袖惟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黄兴回到中国，并且在江苏响应孙中山，发动起义。1916年10月31日，黄兴积劳成疾而逝世。孙中山闻讯后悲痛欲绝，第二天即发函海内外哀告黄兴逝世的消息。过去讣告多由死者亲属发布，而黄兴逝世的讣告则由孙中山单独署名发布。

维护和谐

众所周知，以黄兴为首的两湖志士一直是维护孙中山领袖地位的。是黄兴，在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上首先提议“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也是黄兴，在章太炎、陶成章等人迭次掀起倒孙风潮的危难时刻，“弛函劝顾大局”，拒绝受任同盟会总理；还是黄兴，在武昌起义后，谢绝革命党人的推举，迟迟不肯赴南京就任，翘首以待孙中山，使孙回国后顺利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又是黄兴，在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时，不少人劝他另外组党，并拥戴他为领袖，但他毅然决然地加以拒绝。黄兴就是这样一如既往地捍卫孙中山领袖地位的。当然，在孙、黄之间也有过三次较大的争论，而且，一次比一次激烈，如果不是黄兴克制自己，作出让步，竭尽全力地维护孙中山领袖地位，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关于筹组中华革命党之争，实质上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发展党务的不同方法之争。黄兴不同意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更不同意党员“服从党魁一人”、“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起矢忠”，将党员按入党时间区分等级的搞法。当时支持黄兴这种想法的“不肯附和”者，所在多有，张继、邓泽如、李烈钧、谭人凤、柏文蔚、胡汉民等人都不同程度地表示过反对。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尽管黄兴苦口婆心地加以规劝，但并没有使孙中山改变态度，他无可奈何，只得接受孙中山劝他“静养两年”、“此后彼此可不谈公事”的意见，被迫远适欧美，继续从事反袁斗争。后来，陈其美“大肆攻击”黄兴，但他除进行必要的解释之外，采取十分忍让的态度，“听其所为”。黄兴的离日，曾在革命党人内部引起过强烈的反响，日本朋友萱野长知、宫崎寅藏等人还专为发起“召还黄兴运动”，表达了他们对这位革命者无比崇敬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