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英

人物生平

许世英，字静仁，安徽省秋浦县（今东至县）人。1892年中秀才。两次参加乡试均落第一等，授刑部浙江司副主稿。

1899年升刑部直隶司主稿。

1902年任刑部六品主事。

1905年清廷设巡警部门，任巡警总厅行政处佥事，次年春升四品。

1908年任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翌年受命到欧美考察司法，参加第八届世界监狱改良大会。1911年春回国，奉调往山西任提法使。民国成立后任直隶都督秘书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政治会议委员及福建民政厅长。后任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交通总长。次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大理院院长，9月继任赵秉钧内阁司法总长。与徐谦、陈锦涛等发起组织"国民艺进会"。

1913年以司法总长身份阻挠宋教仁被刺案的审理调查。二次革命失败后，熊希龄组阁，许世英辞去总长职，任奉天民政长，与段祺瑞结拜为"盟兄弟"。次年被调入京充约法审查员。同年5月出任福建巡按使。1916年4月辞职，不久任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又改任交通总长。因津浦铁路租书、购书受贿案而辞职。次年任华意银行总裁。

1921年9月，出任安徽省省长。翌年因坚持裁撤安武军，被迫卸去省长职，任航空署督办。1924年11月被免职，段祺瑞任命他为筹委会秘书长。不久，被任命为内阁总理。

1925年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旋兼财政总长。1926年辞职去上海，参与组织反对孙传芳的苏浙皖联合会，遭通缉逃往香港。1928年任赈务委员会委员长，任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主席。

1936年出任驻日本大使。翌年回国，重掌财务委员会。1945年授以国民政府高等顾问。1947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蒙藏事务委员长、总统府高级顾问等职。

1949年移居香港。1950年赴台，受聘"总统府资政"。

1964年病逝于台北。终年91岁。

为政举措

晚清时，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光绪出奔西安，在两宫回銮时，许世英随驾护行，一手承办沿途刑案。由于护驾有功，1906年年终考绩时，许被列为京察一等，得以四品任用资格。1907年4月，清廷宣布东三省改行新制，设省建置，任徐世昌为第一任东三省总督，许以随员身份同往东三省，后被任命为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相当高级法院院长），此后，许世英在全国司法界崭露头角，并被视为司法专才。1910年清廷委任徐谦为正代表，许世英为副代表，赴美国华盛顿参加万国司法制度及改良监狱会议，会后考察欧美十国司法制度，回国后，任山西提法使，旋任布政使。武昌起义爆发后，许世英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与张锡銮联名呼请清帝退位，拥护袁世凯上台，先后在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军阀政府中任大理院院长、民政总长，福建、安徽省省长、国务总理。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许世英表示支持。第二年张学良东北易帜统一于南京政府，10月，南京政府请许世英主持直、鲁两省赈务，随北伐军推进，嗣将直、鲁赈务扩组为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许任委员长，主持全国救灾事务，达8年之久。

1921年9月29日，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特任许世英为安徽省长。当时，皖系虽已失败，但原皖督倪嗣冲的势力在安徽依然很大。

1921年春，由倪嗣冲的胞侄、凤阳关监督倪道烺把持的“公益维持会”，拨出300万元巨款，操纵第三届省议会在各县的选举，结果“选”出来的省议员成为清一色的倪家私党；倪道烺企图当上“民选”省长。原省长聂宪藩无可奈何，遂辞职拂袖而去。

许世英一上任，就明确表示：“取消第三届省议会议员的资格。”

但倪道烺却煽动一群贿选议员，集聚安庆，自行公告：决定于1922年1月19日召开安徽省第三届议会。许世英派省民政厅长王淮琛前往查询，结果遇到围攻辱骂。

许世英见状，亲自拟定文稿，发布省长公告，宣布在选举诉讼未结案前，第三届议会“决不能违法召集”。

但贿选议员却置省长公告于不顾，如期召开所谓第三届议会。会上，选出合肥巨富唐理淮为议长，管鹏为副议长。唐当选后，当即宣布赠送每位议员狐裘一领，以示感谢。

许世英立即再次公告，宣布“此种自由集会无效。”

以唐理淮为首的一群贿选议员，在地方军阀余孽的支持下，制造市场混乱，散发传单，叫嚣要“处死许世英”。

在许世英的领导下，反对贿选运动蓬勃发展，无为、桐城、宿松、舒城、广德等县地方法院，相继判决由本地方“选”出的第三届议员资格无效。

唐理淮气急败坏，亲自到北京大理院状告许世英“煽动民众滋事，破坏法律”，另一群贿选议员则分赴京津沪宁汉等地，勾结当地军阀政客，掀起驱逐许世英长皖的恶浪。

直到1922年6月，黎元洪复任总统后，内务部致电许世英称：根据选举法第27、28两条规定，可宣布安徽省第三届议会议员资格为无效，应作重新改选。10月下旬，许通令全省60个县知事，宣布：“前总监督任内所办之第三届省议员选举六十县初选、十三区复选一并无效。”又宣布：“定于本年12月1日为六十个县的初选调查开始日，翌年1月31日上报选举人名册。”至此，安徽的反贿选斗争以胜利告终。

1936年，中日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国民党政府原驻日大使蒋作宾被调回国，因蒋作宾决定不再返任，政府遣使乏人，许世英凭其在奉天任职期间与日本驻奉天领事广田弘毅、副领事友田八郎的诗酒友情，在花甲之年慨然领职，由上海乘船前往日本赴任。临行前赋诗明志以晏子、蔺相如自许。

3月10日许世英前往日本首相官邸会晤广田弘毅，许世英说：“予未习外交，不擅词令，所知者，公理与强权之分，强权固可逞一时，公理则永垂千古，理之所在，予必辩争到底”。而广田却回避外交事宜，重在叙旧，他笑着说：“吵嘴打架，又何伤焉，益争吵之后，仍不失其友谊。”暗示友谊与国交是两回事。十多天后，许世英入宫觐见天皇。天皇设午宴款待，席间奏中国音乐，餐后在天皇与外国大使会谈的牡丹厅饮茶，许对天皇说：“天皇为生物学之权威者，一国君主，又为人类幸福之主宰，稍有摧残之念，则群伦生命，世界和平，皆受影响。”天皇附和道：“当如言尽心，还期大使努力。”

4月，友田八郎新任日本外相，开始许世英还抱有幻想。后来与友田的交往中，深知日本的穷兵黩武，已一发不可收拾，与友田多次谈判，毫无结果。友田强调的是防共问题，而许世英则以国际形势为前提，建议商谈签订中、日、苏三国互不侵犯协定，以图亚洲的集体安全，再进而与欧美谋联合，维护世界之和平。并将此意致电南京政府，获外交部同意。而在与友田商谈中，友田答称：”中苏协定或不反对，中日协定亦可商量，若日苏协定则绝不可能！”遂作罢。

由于日本侵略者野心日益扩张，侵占中国国土，激起民众极大的愤慨。8月24日，成都民众反对日本在成都建领事馆，摧毁大川饭店及交通公司等，并打死两名日本人。9月3日，北海的日侨被人所杀，日本驻华大使川越随即向南京政府提出四项苛刻要求。结果谈判无法进行，恫吓日盛一日，还摆出“兴师问罪”的架势。在此紧要关头，许世英不断以电报向南京国民政府报告日本朝野的种种迹象，还亲自写了一封长信致日本外相友田，劝之以道义，动之以利害，提出不扩大，不苛求，宜速了结，以求挽救已经发生的危机于万一。后来虽然迫使日本政府作出了让步，但是许世英十分清楚，这是日本政府的暂缓之策。他明确指出：“中日维系今恐不能卒岁”。

1937年3月，许世英奉命返国述职。离开东京的前一天，他在大使馆举行话别茶会，日本朝野名流及各国使节莅临者逾500人。宴会结束后，日外相左藤尚武及前任驻苏大使太田为吉等少数人仍留下与许世英谈话，许世英仍以中、日、苏三方互不侵犯协定的前议相告。签订中、日、苏三国互不侵犯协定的主张，本是许世英驻日本大使任内的中心思想。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日本与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

许世英于3月8日回到国内，先到南京述职，后上庐山面见蒋介石，直言中日两国关系“积薪必焚，实非口舌所能争”。6月4日，日本内阁改组，广田弘毅复任外相，日驻华大使川越预定29日回国述职，许访川越于日使馆后，即密电蒋介石：“揣察川越行程，考其语气，及彼方领团与武官会议继续不断情形，平津一带难保无虞。杞忧所及，务乞转饬严密防范。”而蒋介石一味强调“缓和”，奉行“攘外安内”，许世英只好提出了辞职的要求。

就在许世英提出辞职后的第五天，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由此全面揭幕。许世英奉命立即返任。7月16日，许世英毅然由上海赴东京，途经日本马关时，回忆1895年中国战败，李鸿章在此签订《马关条约》的往事，不禁感慨系之，于是赋诗一首云：破浪乘风过马关，春帆楼外夕阳殷。天南遗恨今犹在，河北征师不可班。烛使退秦纾郑难，曹生卫鲁却齐患。卢沟晓月终无恙，揽髻闲看海上山。

因为有了此诗，当时记者说他是“苍凉悲壮”而回。7月19日，许世英抵达东京后，随即举行记者招待会，严正申明：我政府对卢沟桥事件，坚持不扩大与外交解决的两大方针，警告日本政府“悬崖勒马”，并书写“悬崖勒马”四字，分赠各报记者。20日起，他频频与广田接触，严正要求停止战争，撤退在中国领土上的全部日本军，依外交途径进行谈判。

7月25日、26日，日军突然在华北占领京津线上的廊坊，制造广安门之变。嗣后，日军又攻击北平，轰炸天津，8月13日，上海淞沪战役爆发，许世英复亲往日本外务省质询，广田仍坚持就地交涉，许仍力持先停战撤兵而后谈判，交涉无效，战争日益扩大。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华北出现伪政权于北平。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决定：“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是以战争为国策，是以战争解决争执。”实际上就是宣布与中国断绝邦交。许世英电告南京政府，与日已无外交可言，请求准其回国。外交部令其暂留，因有德国居中调停。其间，汉奸王揖唐以同乡的身份两次派人至大使馆劝许飞回北平，均遭许的严厉斥责。许世英说：“事至今日，唯战可以复仇，唯守可以制胜，决不事难而自取其辱。”他还让来人告诉汉奸：“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宜明大义，速即回头！”

1938年1月10日，柏林宣告调停失败，许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电，通知他“准予回国，行期自定”。20日，许世英怒降国旗后愤然回国，从此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全国赈济工作之中。

许世英这次出使日本，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他在返国途中的轮船上，总结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战略，其一为战事侵略——占领土地；其二政治侵略——组织傀儡；其三经济侵略——吸吮膏血；其四文化侵略——奴化人民。在政治侵略方面，他指出，这是一次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的“外主侵略，内主革新”运动。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法西斯蒂军国主义”。这些很有见地的分析，已被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人民经历了8年抗战，使日本侵略者终于以战败而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彻底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