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

人物生平

唐弢初中时家贫辍学，入上海邮局作拣信生，开始业余写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业余创作，以散文和杂文为主，其风格接近鲁迅，并因此与鲁迅结识。1933年起发表散文、杂文，后结识鲁迅。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坚持抗日文化运动，参加初版《鲁迅全集》编校。又支持《鲁迅风》周刊，编辑《文艺界丛刊》，兼任中学教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回邮局，与柯灵合编《周报》，参加反迫害、反内战、反饥饿民主运动。《周报》被禁，转编《文汇报·笔会》。新中国成立后，致力鲁迅著作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坚持杂文、散文创作，历任复旦大学、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授，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文艺新地》、《文艺月报》副主编等。195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78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1992年1月4日唐弢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

所著杂文思想、艺术均深受鲁迅影响，针砭时弊，议论激烈，有时也含抒情，意味隽永，社会性、知识性、文艺性兼顾，先后出版杂文集《推背集》、《海天集》、《投影集》、《劳薪集》、《识小录》、《短长书》、《唐弢杂文选》等，散文随笔集《落帆集》、《晦庵书话》等，论文集《向鲁迅学习》、《鲁迅的美学思想》、《海山论集》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另辑有《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

少年时期

唐弢6岁在家乡上小学时，曾有人扬言，搦锄头柄的人家决不会生出书香子弟来。他听后非常生气，决心向传统偏见挑战。他一边读诗，一边学写旧体诗。能熟读乐府、古诗十九首等，尤其爱读陶渊明、李白、李商隐等人的诗词。

民国15年（1926年），离开家乡到上海，进英租界的华童公学。初中二年级时，因经济不济，被迫辍学。考入上海邮局当邮务佐。工余时去图书馆自学，广泛阅读古今中外书籍。在阅读中，他特别喜欢闻一多、徐志摩的诗，鲁迅的散文和小说也令他着迷，这促使他放弃古文，改用白话。

民国时期

民国19年，开始参加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民国21年，他组织了有邮局工人、学徒、店员参加的“读书会”，同鲁迅开始了通信。

民国22年，在鲁迅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散文《故乡的雨》，接着又发表了《海》、《怀乡病》等一批散文。不久，转向杂文。民国24年，将此前写的杂文80多篇汇集成书，取名《推背集》。出版后，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有关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给予了肯定和赞扬。民国25年5月，又将新写的47篇杂文集结起来，取名《海天集》。

抗战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积极进行敌后文化战线的抗日救亡活动。在《文汇报·世纪风》、《导报·晨钟》、《循环日报·海风》、《译报·爝火》、《宇宙风》乙刊等报刊上发表杂文，同外国侵略者、敌伪汉奸展开斗争。为生活所迫，他还同时在几所中学兼课，并常常在邮局上长夜班。几年里，出版了文艺评论集《文章修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4月至11月）、杂文集《投影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4月）、《短长书》（上海北社1940年12月）、《劳薪集》（福建永安改进出版社1941年）等。这些评论集反映了国土沦丧，家遭不幸的悲愤惨苦之情。

民国32年初，汪伪政权接管邮局后，唐弢离开那里，到一家私人银行当秘书。抗战胜利后，又回邮局工作。并与柯灵合编《周报》，后又主编《文汇报》副刊《笔会》。民国34年，他开始写书话，最先发表在柯灵主编的《万象》上。抗战胜利后，应《文汇报》编辑邀请写了一百余篇，后因故中断（1980年三联书店辑为《晦庵书话》出版）。民国36年，他新写的杂文集《识小录》（上海出版公司1947年12月）出版，以此“抗议三十年来，身所经历的活埋式的环境”。民国37年，出版散文集《落帆集》，其中不少篇章文笔优美，感情浓郁，十分感人。

在鲁迅研究方面，30年代唐弢参加了《鲁迅全集》的部分校对工作。以后，他又十多年如一日地从事鲁迅佚文的补遗工作，民国35年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上海出版公司）。

解放后

上海解放后，历任邮政工会常务委员兼文教科长，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兼上海分会常委，复旦大学、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授，1951年任华东文物处副处长兼《文艺阵地》副主编。1953年任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文艺月报》副主编。1955年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其间，唐弢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鲁迅研究方面，出版有《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3月）、《向鲁迅学习》（上海平民出版社1953年11月）、《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1月）、《鲁迅在文学战线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12月）。

文学研究

1959年调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曾兼《文学评论》副主编、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顾问、鲁迅研究学会顾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顾问。60年代后，唐弢主要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和有关现代文学的书籍版本为主。1961年起，重新开始为《读书》与《人民日报》副刊撰写书话，1962年由人民出版社辑为《书话》出版。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在现代文学的研究及理论批评方面：1962年12月出版了《创作漫谈》（作家出版社）。

1979～1980年，唐弢与严家炎共同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涉及作家近300人，文艺运动、流派、社团、作家、作品，均放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考察，评述其功过得失，对作品评价较注意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统一。在文艺观点上，赞成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主张写真实，认为文学论文既要有科学性，也要有艺术性，不仅要注意思维方法也要注意表现方法。主张文学史不应该是文艺运动史、政治斗争史、思想斗争史。应按文学史本身的发展来加以研究和论述。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部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和《鲁迅的美学思想》。《鲁迅的美学思想》对鲁迅杂文的思想特征和艺术特征、鲁迅的美学思想、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和鲁迅佚文的真伪鉴别都有独到见解。

个人生活

崇敬鲁迅

唐弢既是作家，又是学者，他的才华涉及诸多方面，《落帆集》、《晦庵书话》、《鲁迅的美学思想》等著作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而由他和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全国高等院校的文科教材，风行数十年。与许多名人一样，他将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后来做，那就是写一本《鲁迅传》，遗憾的是，直至1992年他临终前，只写出了10万字，占全书计划的三分之一。

唐弢崇敬鲁迅，他的一生最光荣的莫过于他与鲁迅的交情。当他还不曾和鲁迅相识的时候，就时常听到有人议论，说鲁迅多疑，脾气大，爱骂人。他于是相信了，不敢去接近他。1933年至1934年之间，鲁迅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稿，攻击时弊。唐弢当时初学写作，也在这个副刊投稿，偶尔写些带“刺儿”的文章，有些人以为唐弢又是鲁迅的化名，便群起而攻之。唐弢觉得十分内疚，很想当鲁迅的面致个歉意，却又不敢去见，害怕他会责备自己，颇有点惴惴不安。

初识

1934年1月6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在上海的古益轩请客，一来约经常写稿的人欢聚，二则为郁达夫夫妇饯行。唐弢在这里与鲁迅第一次会见。两人互通姓名后，鲁迅接着说：“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哩。”唐弢心里一急，说话也结结巴巴。鲁迅看出他的窘态，连忙掉转话头，问道：“你真个姓唐吗？”他说：“真个姓唐。”“哦，哦”，鲁迅看定他，似乎很高兴，“我也姓过唐的。”说着，就呵呵地笑了起来。原来鲁迅曾经使过一回“唐俟”这笔名。唐弢明白过来后，也跟着笑了，很久以来在他心头积聚的疑云，一下子，全都消尽散绝了。

对待同一思想战线的人，尤其是青年，鲁迅是亲切的，热情1934年7月25日，鲁迅午睡时受了风寒，头痛发烧，浑身无力，接到唐弢求教的信，他就向日本人开设的内山书店去要日本书目，于8月9日寄给他。书名上加上箭头的，是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所推荐，共计9种，鲁迅又在箭头上加圈，选了4种，其他5种，他认为可以缓买或不买。尽管鲁迅不说什么，唐弢心里明白：邮局里的一个拣信生，一下子买不起许多书。可谓设想周到，体谅备至。同一天，鲁迅还给另一个青年看了4篇稿子，3篇转给《自由谈》，1篇转给《动向》，都附有介绍信，自己得到的是“胁痛颇烈”。

1934年底，上海有家期刊征文，题目是“1934年我所爱读的书籍”，唐弢填上了韦尔士的《世界文化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是比较可以看的两部，在1935年1月号的刊物上登出。同年4月19日，鲁迅在写给唐弢的信里，把《清代通史》和他认为还好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并论，但又指出：“大约有萧一山的那一种，是说了一个大略的。”鲁迅认为青年人应当读一点历史，但他不满于一般历史书只记概略，不写社会生活内容的。从那时起，唐弢对历史发生了兴趣。他在自修生活中一度舍哲学而就历史，后来又少写杂文去做编写文学史的准备。

相交

唐弢对鲁迅越了解，就越赞赏他，并且不因赞赏他的智慧而贬低他的人情味。在唐弢的《生命册上》一书中，忆旧怀人，谈到自己和鲁迅交往的经过，让人真实地感受到鲁迅风趣、幽默的一面。有一次，一个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闹得满城风雨。鲁迅说：“要彻底划清界线，不如再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这样每个人都是……喏！喏！”听的人已经笑不可抑了，鲁迅却又站起身来，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

还有一次，唐弢和郁达夫一同听鲁迅讲故事，第二天会面的时候，郁达夫说：“鲁迅厉害。他讲的故事，我翻了许多书找不到出处。”鲁迅讲的故事是这样的：“某地有位高僧，因为一生未近女色，临死时不能死去。徒弟们见他折腾得苦，决定出钱雇个妓女，让他见识见识。等到妓女脱下裤子，高僧看了，恍然大悟道：‘喔，原来是和尼姑一样的呵！’说完就断了气。”唐弢和郁达夫都佩服这个故事含义的深刻。

帮助出版《鲁迅全集》

文化意味着一种延续。鲁迅逝世后，编辑出版《鲁迅全集》，成了人们焦急的愿望。20册厚厚的著作，终于在1938年问世，是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在它排印的当时，唐弢也参加了一部分校对的工作，这是他自己讨来的差使。书稿中，有的没定本可据，还有单句的正误和互通的字义，六七个人聚在小小的亭子楼里，工作一会，又争论一阵，就这么过了两个月，总算把600万字校完了。集出版不久，阿英就写信给许广平，说是据他所知，倘把漏收的文章收齐，还可以结成一册。后来上海情形大变，这事竟又搁下了。唐弢费尽心思，历尽惊险才保住了几箱旧书，只是没有去翻动。直到1945年，他才翻捡抄录，开始做全集的40多篇的补遗，并于1946年10月6日鲁迅的十年忌辰完成，算是他对鲁迅的追思和纪念。《鲁迅全集补遗》出版之后，唐弢又陆续收集了一些鲁迅的佚文佚稿，经过一年时间的考订，于1951年底完成35万字的续编。能找到的遗文，已全部收在这里，知道没有找到的，有《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译文一篇；找到而未予收入的，有《亚历山大·勃洛克》译文一篇，因为它是托洛茨基的原著。这为以后重编《鲁迅全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只有影响我们的东西，才对我们重要。影响不创造任何东西，它只是唤醒。鲁迅对于唐弢，就是一个例证。如果没有鲁迅，唐弢是什么样子呢？按理，他的存在会告诉人们他是什么人，但肯定不是现在人们心目中的唐弢。伟人领他走得更远，那是他自己无法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