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蝉声尽落斜阳,银蟾影挂潇湘。黄陵庙侧水茫茫。楚山红树,烟雨隔高唐。
岸泊渔灯风飐碎,白蘋远散浓香。灵娥鼓瑟韵清商。朱弦凄切,云散碧天长。
译文
斜阳落日送走最后一声蝉鸣,潇湘江面高悬起银色的明月,黄陵庙边的江水卷起阵阵涛声。楚山的红树笼罩在茫茫烟雨里,烟雨隔断了高唐台下的迷梦。
江水摇碎岸边渔船的灯影,远处白蘋飘散着浓浓的香风。涛声仿佛湘妃在弹奏凄清的怨曲,那朱红的瑟弦凄切的悲鸣,久久地迥荡在蓝天白云中。
注释
银蟾:月亮。潇湘:潇水和湘水合称,均在湖南境内。
黄陵庙:即湘妃祠,旧址在今湖南湘潭附近。《通典》:“湘阴具有地名黄陵,即虞舜二妃所葬。”
高唐:楚国台观名。宋玉《高唐赋》李善注:“《汉书》注曰:云梦中高唐之台,此赋盖假设其事,风谏淫惑也。”
风飐碎:指风吹渔灯,灯光或明或暗,点点碎碎。飐(zhǎn),风吹颤动。
白蘋:水中浮草。
灵娥:即湘灵。《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湘灵即湘妃。韵清商:音调哀怨,是清商怨曲。《词谱》:“古乐府有清商曲辞,其音多哀怨,故取以为名。”
朱弦:瑟弦的美称。
毛文锡这首《临江仙》,取材于江湘女神传说,但表现的内容实是一种希幕追求而不遇的朦胧感伤,主题与词题是若即若离,恰好反映了从唐词多缘题而赋到后来去题已远之间的过渡。
“暮蝉声尽落斜阳。银蟾影挂潇湘”。起笔词境就颇可玩味。时当秋夕,地则楚湘。从日落到月出,暗示情境的时间绵延,带有一种迷惘的意昧,词一发端,似已暗逗出一点《楚辞》的幽韵。“黄陵庙侧水茫茫”。接上来这一句,便点染出幽怨迷离之致。写黄陵庙,点追求怨慕之意,而黄陵庙侧八百里洞庭烟水茫茫境界的拓开,则是此意的进一步谊染。“楚江红树,烟雨隔高唐”。词境又从洞庭湖溯长江直推向三峡。楚江红树,隐然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的意味。而烟雨高唐,又暗引出楚襄王梦遇巫山神女的传说: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宋玉《高唐赋》),襄王梦遇神女,实则“欢情未接”,以至于“惆怅垂涕”(均见《神女赋》)。这与二妃追舜不及实无二致。句中下一“隔”字,则词人心神追慕之不遇,哀怨可感。连用两个传说,可见词人并非著意一咏某一传说本身,而是为了突出表现追求不遇的伤感。
“岸泊渔灯风飐碎,白蘋远散浓香”。水上渔火飐碎。已使人目迷。夜里萍香浓,愈撩人心乱。上片写黄陵茫茫、高台烟雨,见得词人神魂追求之不已。过片插写这段空景,暗示追求之不遇,足见迫求之难。变幻的词境,层层增添起怨慕的意味。“灵娥鼓瑟韵清商。朱弦凄切,云散碧天长。”历尽希慕追求,神女这才终于若隐若现出来了。鼓瑟的灵峨,自应是黄陵二妃,但又可视为高唐神女。而且同境既展开于从湖湘至江汉的广袤楚天,意境有似《诗·汉广》中“不可求思”的汉上游女,《楚辞·湘君》中“吹参差兮谁思”的湘夫人,她们都是楚地传说中被追求而终不可得的女性。灵娥鼓清商之乐,韵律清越,使词人希慕愈不可止。虽说朱弦俨然可闻,则神女也应宛然可见,但云散天碧。“曲终人不见”,终归于虚,终归于一分失落感。结尾写碧天长,不仅示意鼓瑟之音袅袅不绝,而且也意味着词人之心魂从失落感中上升,意味着希慕追求的无已。
此词构思确有新意。它杂揉黄陵二妃与高唐神女的传说造境,表现的是一种希冀追求而终不可得的要眇含思。由潇湘而洞庭而高唐的神游,象征着词人希慕追求而终归于失落的心态。若隐若现、可遇而不可即的灵娥,不必指实为某一传说中的神女,而应是词人生活中所追求的理想女性或人生理想的化身。题材虽缘取调名。但实是发抒己意。与《花间集》中一些徒事摹写神女故实的词相比,便显出命意上的个性,体现了词的演进。同时,此词风格清越,也有别于《花间集》中他词之秾艳。
参考资料:
1、唐圭璋 等 .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8 :233-234 .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 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