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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家训·音辞篇

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扬雄着方言,其言大备。然皆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也。逮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金化)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至邺已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词,少为切正。李季节着音韵决疑,时有错失;阳休之造切韵,殊为疏野。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

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苍颉训诂,反稗为逋卖,反娃为于乖;战国策音刎为免,穆天子传音谏为间;说文音戛为棘,读皿为猛;字林音看为口甘反,音伸为辛;韵集以成、仍、宏、登合成两韵,为、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声类以系音羿,刘昌宗周官音读乘若承;此例甚广,必须考校。前世反语,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诗音反骤为在遘,左传音切椽为徒缘,不可依信,亦为众矣。今之学士,语亦不正;古独何人,必应随其伪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为兄侯。然则兄当音所荣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语之不可用者。玙璠,鲁人宝玉,当音余烦,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只之只。江陵陷没,此音被于关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浅学,未之前闻也。

北人之音,多以举、莒为矩;唯李季节云:“齐桓公与管仲于台上谋伐莒,东郭牙望见桓公口开而不闭,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则莒、矩必不同呼。”此为知音矣。

夫物体自有精麤,精麤谓之好恶;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谓之好恶。此音见于葛洪、徐邈。而河北学士读尚书云好生恶杀。是为一论物体,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甫者,男子之美称,古书多假借为父子;北人遂无一人呼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号,须依字读耳。

案:诸字书,焉者鸟名,或云语词,皆音于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训:若训何训安,当音于愆反,“于焉逍遥”,“于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类是也;若送句及助词,当音矣愆反,“故称龙焉”,“故称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托始焉尔”,“晋、郑焉依”之类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别,昭然易晓;而河北混同一音,虽依古读,不可行于今也。

邪者,未定之词。左传曰:“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于鬼神邪?”庄子云:“天邪地邪?”汉书云:“是邪非邪?”之类是也。而北人即呼为也,亦为误矣。难者曰:“系辞云:‘乾坤,易之门户邪?’此又为未定辞乎?”答曰:“何为不尔!上先标问,下方列德以折之耳。”

古人云:“膏粱难整。”以其为骄奢自足,不能克励也。吾见王侯外戚,语多不正,亦由内染贱保傅,外无良师友故耳。梁世有一侯,尝对元帝饮谑,自陈“痴钝”,乃成“飔段”,元帝答之云:“飔异凉风,段非干木。”谓“郢州”为“永州”,元帝启报简文,简文云:‘庚辰吴入,遂成司隶。”如此之类,举口皆然。元帝手教诸子侍读,以此为诫。

河北切攻字为古琮,与工、公、功三字不同,殊为僻也。比世有人名暹,自称为纤;名琨,自称为衮;名洸,自称为汪;名(素勺),自称为獡。非唯音韵舛错,亦使其儿孙避讳纷纭矣。

译文

九州的百姓说话各不相同,从有人开始就一直是这样了。自从《春秋》有了齐国方言的传本之后,《离骚》就被视为楚国方言的经典,这大概就是人们开始明白方言之间有差异的开始。后来扬雄写了一本《方言》,里面的《方言》比较完备。但大都为考察事物名称的相同相异,没有表现出读音的对错。到了郑玄为《六经》作注解,高诱解读《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许慎写《说文解字》,刘熹编制《释名》的时候,才开始用譬况、假借的方法来为文字正音。但是古语和现在的语言有很大差别,发音的轻重、清浊还是不清楚;加上用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这一类的方法,更加让人疑惑。孙叔言创作了《尔雅音义》,他是汉朝末年唯一一个知道反切注音法的人。到了魏国时期,这种方法大行于世。高贵乡公不懂反切注音的方法,被他人视作是怪异的事情。从此以后,注音一类的书争相出现,因记录各自的方言土音,互相指责讥笑,彼此争辩,不知道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后来都用帝王所在都城的话音来参校各地的方言俗语,考证古音和现在的读音,最终来调和纷争。商榷考量之后,发现只有金陵和洛下的方言能够代表南北语音。南方水土柔和,声音清扬高亮但急切,不足之处在于发音浮浅,用词大都较为粗俗。北方山高水深,声音沉着浑厚,优势是质朴平实,保留了较多的古代词语。士大夫的说话水平,南方要更优一些,坊间百姓的说话水平,北方要更强一些。换了衣服之后再交谈,南方的士大夫和百姓,只要聊上几句就能分辨出来;隔着矮墙听别人说话,北方的朝中人士和乡野村民,听一整天也难以区分开。南方语言沾染了吴语、越语的习气,北方语言夹杂了蛮夷外族的语言,都有较多的弊病,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是轻微的错误,比如南方人把“钱”读成“涎”,把“石”读成“射”,把“贱”读成“羡”,把“是”读成“舐”;北人把“庶”读成“戍”,把“如”读成“儒”,把“紫”读成“姊”,把“洽”读成“狎”。类似这些的例子,南方北方都有较多的错误。我到邺城以来,唯独见过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对语言颇有研究,可以互相切磋补正。李季节写了《音韵决疑》,里面常常有不恰当的地方。阳休之写了《切韵》,但写得非常粗陋。我家里的儿女,虽然还是孩子,但也要逐渐督促他们纠正发音;一个字说得不对,我都认为这是我的罪过。在说物品时,没有在书中考究过的,我就不会擅自命名,你们也知道这一点的。

古代、现代的语言,因为时代和风俗而不相同;写文章的人,楚国夏国也各有差异。《苍颉训诂》里面,“稗”是“逋卖反”,“娃”是“于乖反”;《战国策》给“刎”注音为“免”,《穆天子传》给“谏”注音为“间”;《说文解字》给“戛”注音为“棘”,把“皿”读为“猛”;《字林》中“看”是“口甘反”,给“伸”注音为“辛”;《韵集》中把成、仍、宏、登合并成两个韵部,把为、奇、益、石分到四个韵部;李登写的《声类》用“系”给“羿”注音,刘昌宗的《周官音》读“乘”像读“承”;这一类的例子很多,必须加以考证校对。以前的反切注音中有很多是不贴切的,徐仙民的《毛诗音》中把“骤”注音为“在遘反”,《左传音》中把“椽”注音为“徒缘切”,这种不可相信的例子也是非常多的。现在的学者也有注音不正的;古人是什么人,必须应当跟随他们的错误吗?《通俗文》里面说“进入房间寻求东西叫作搜”,并且把音注成“兄侯反”,这样一来兄就应该注成“所荣反”。现在北方的民间通用这种读音,这也是不能沿用古语的例子。玙璠是鲁国产的宝玉,注音为“余烦”,江南一带的人都把它的读音读成“藩屏”的“藩”。“岐山”的“岐”应当注音为“奇”,江南一带的人都把它读成“神祇”的“祇”。江陵被攻陷之后,这两种读音在关中地区流传,不知道这两者是依从了什么关系。因为我学识浅薄,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北方人的口音中,多把“举”“莒”念成“矩”;唯有李季节说:“齐桓公和管仲在台上商讨讨伐莒国的事情,东郭牙远远地望见齐桓公嘴巴张开并且没有闭上,所以知道他们谈论的是莒国。这样一来,莒、矩两个字的呼音必定不同。”这就是懂音韵的人。

事物本身有精品和粗品之分,精品或粗品就称作好恶;人心对事物有舍弃和保留,舍弃或保留就称作好恶。后一种“好恶”的读音参见葛洪、徐邈的著作。但黄河以北的读书人在读《尚书》中的“好(hào)生恶(wù)杀”时读成了“好(hǎo)生恶(è)杀”。一种读音说的是物体本身,另一种说的是人的情感,二者之间确实不能相通。

“甫”是男人的美称,古代的书中多假借为“父”字;北方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把它读作“甫”的,也不知道二者之间的关系。唯有管仲、范增二人的名号需要按照“父”字来读。

根据考证:诸多字书都认为“焉”是鸟的名字,也有的人说是虚词,都注音为“于愆反”。从葛洪的《要用字苑》开始,才将焉的注音和意义进行区分:如果训诂成“何”或者“安”,就当注音成“于愆反”,“于焉逍遥”“于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这一类的句子就是这样;如果是用在句末当助词,就当注音成“矣愆反”,“故称龙焉”“故称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托始焉尔”“晋、郑焉依”这一类句子就是这样。江南地区至今仍通行这种分别,意思明显很好理解;但黄河以北的人把这两种读音混为一个音,虽说是依照古代的读法,但不能在当今通行。

“邪”是表示疑问的语气词。《左传》说:“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於鬼神邪?”《庄子》上说:“天那?地邪?”《汉书》上说:“是邪?非邪?”这类句子就是这样。而北方人却把“邪”字读作“也”,这也是错误的。有人质问我说:“《系辞》上说:‘乾坤,易之门户邪?’这个‘邪’字难道又是疑问语气词吗?”我回答说:“怎么不是啊!前面先提出问题,后面才到举事实乾坤之德来下判断回答它。”

古人说过:“整天享用精美食物的人,很难有品行端正的。”这是因为他们骄横奢侈,自我满足,而不能克制勉励自己。我见到的王侯外戚,语音多不纯正,这也是由於在内受到低贱保傅的感染,在外又没有良师益友的帮助的缘故。梁朝有一位侯王,曾经与梁元帝一起饮酒戏谑,他自称“痴钝”,却说成“飔段”,梁元帝戏答他说:"飔不同于凉风,段也不是干木。他又把“郢州”说成“永州”,梁元帝把此事告知简文帝,简文帝说:"庚辰日吴人进入郢都的郢,却成了后汉的司隶校尉鲍永的永。”像这一类例子,这位侯王张口就是。梁元帝亲自教授几位儿子的侍读,就以这位侯王的错讹为诫。

河北地区的人反切攻字为古琮,与工、公、功三字的读音不同,这是大错。近代有一个人名为暹,他自称为纤;有一个人名为琨,他自称为衮;有一个人名为洸,他自称为汪;有一个人名为砣,他自称为獡。不仅音韵有错讹,也使他们的儿孙辈在避讳时纷繁杂乱,不知如何依从。